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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这一用语在韩半岛的出现及概念化是在1895年以后。在这之前，体育仅仅以“养生”“摄生”等用语的形式被介绍。1881年，主张富国强兵的朝鲜政府往日本派遣了绅士游览团（又称调查视察团），目的是为了探察日本的文明化以及西方文明。当时被派到日本的李元会、俞吉濬等人回国后向政府报告了日本学校在教育体操、四肢运动、修身等科目的实情，并且强调了体育与军事的密切关联。因此，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朝鲜政府及开化派人士将体育当作近代化的重要一环，在介绍体育时往往强调其军事方面的特质。另外，体育也经由当时在韩国活动的西方传教士们的介绍，作为近代教育的一个科目被积极引入韩国。

　　1895年朝鲜高宗皇帝颁布了《教育立国诏书》，这份诏书将“体养”“智养”与“德养”一起列为教育的三大纲领。至此，体育成了西方近代教育理念下“智德体”之重要组成。在这份诏书里，高宗皇帝提到“教育实际上是保存国家的根本”，“建立学校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新民的学识振兴国家”。也就是说，培养智德体的目的在于振兴国家，发展体育亦是为了国家。1897年大韩帝国宣布成立的前后，作为培养忠君爱国思想的一个手段，体育被更频繁地利用，逐渐发展为爱国主义体育。

　　这个时期政府举办了不少的运动会，这些运动会最初由官办的英语或外语学校举办，后来逐渐发展到联合竞技大会。在官办外语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上，每个角落都挂满大韩帝国的国旗——太极旗，若皇帝、皇太子出席，皇室专属的御旗、礼旗、亲皇旗等也会高高挂起。不仅如此，在运动歌和爱国歌的歌词中，强调忠君爱国和富国强兵的内容随处可见，而且为“大君主陛下”喊万岁的助兴表演也不乏其数。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体育虽然强调忠君爱国，但其实皇帝即国家，所谓“忠君爱国”，重点还是“忠君”。

　　大韩帝国政府通过运动会强调体育的重要性，其目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政府把体育当作富国强兵的手段，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近代国家，进而强调国民要忠君；第二，运动会不仅能将资本主义价值观里的竞争意识内化到国民身上，同时也可以培养国民对近代的规则和规律的认识；第三，在中世纪的身份秩序弱化甚至解体的现实中，运动会可以将个人和皇帝连接在一起。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朝鲜的体育表面上反复强调忠君爱国实际上着重忠君，爱国主义体育实际上就是忠君主义体育。

　　到了大韩帝国末期，随着国家观发生变化，爱国主义体育又有了新的内涵，“忠君”不再等同于“爱国”。许多海内外知识分子认为1905年《乙巳条约》签订后韩国丧失国权的原因之一在于“崇文贱武”，在于“体育的缺乏”，他们认为只要体育强盛起来，就可以改变丧失国权的屈辱现况。企业家李钟满强调了体育的三大效力，分别是培养国民精神的根本、诱导国民团结的动力、国家自强的基础；主张变法改革论的朴殷植则指出近代日本的强大来源于他们700年前就有的武士道精神，因此“我们国家（韩国）恢复国权保存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尚武的教育”；当时为中学老师的独立运动家文一平认为培养健全的国民的重点在于教育，而教育里最优先的应该是体育。不仅如此，当时在日本的韩国留学生们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韩国要恢复国权的重点在于鼓励体育，通过向国民提倡体育将国民凝聚起来，才有可能实现独立。

　　1910年8月，韩国正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帝成为现实中韩半岛的国家主体，掌握着韩半岛的方方面面，包括体育。彼时，爱国主义体育的战场从韩半岛转移到了海外，又在不同的海外区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将爱国主义体育作为独立战争的一环展开，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重新认识国家、社会、个人等概念，开始以民族为中心重新去思考体育。这样的差异源于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对现实认识的不同而导致的对体育的不同的目标设定。

　　1910年日本合并韩国前后，许多人为了逃避日帝的支配或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移居到满洲、沿海州地区。这些地区不受日本总督府的直接控制，因而受到独立运动指导者们的青睐，许多独立运动指导者们以这些地区为根据地，建立武装斗争的独立运动基地。而体育正是他们建立独立运动基地、展开独立运动的人力上的、精神上的重要支柱之一。在展开独立运动的大目标下，体育的价值更体现在其军事技能上。因此，体育被当成培养独立军的军事训练的重要一环而被展开。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流入日本思想界的文化主义对韩国在日留学生们影响很大。文化主义提倡“通过有意识的社会运动追求个人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发展”，强调对个人与社会、国家的有机体的关系的自觉，而这里强调的社会正是“民族”。在日留学生们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主义论，以有机体的民族、民族文化观等为依据，积极地向大众传播并鼓舞民族意识。他们强调要通过个人的人格发达以及内在成长去实现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和谐。1915年进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的李光洙曾说“只崇尚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崇尚知识与健康的体格的时代到来”，从其描述中也可知道体育在这一时代的地位。以李光洙为代表的在日留学生们认为个人的体格强弱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发展，而个人体力的增强可以强化朝鲜人社会的内在力量，这也正是他们强调体育的原因及目标所在。与满洲、沿海州地区的独立运动指导者们强调体育的军事技能不同，在日留学生们更着重体育对个人完整的人格的影响，及个人完整的人格对社会、民族的影响。

　　但不管是满洲、沿海州地区的独立运动指导者们强调的“军事”体育，或是在日留学生们强调的“民族”体育，在被日帝殖民的韩半岛内，都没有生存空间。直到1919年三一运动发生后，在日留学生们强调的民族体育才以文化运动的方式出现在这个被殖民的空间。三一运动后，韩半岛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在文化运动的名义下，培养体育界的实力，期望通过各“界”凝聚的朝鲜人社会的力量去接近、应对日帝的统治。他们充分认知到朝鲜人“作为朝鲜民族的一员，没有主权，作为国家公民的一员，没有人权”的现实情况，因而主张要守护属于朝鲜民族的朝鲜体育界。他们提倡的体育是以朝鲜人社会、朝鲜人民族为本位的，即民族主义体育。

　　在日留学生主张的民族主义体育内含对日本的竞争意识。他们通过各种数据确认，朝鲜人在体能上并不比日本人差，只要经过适当的调节和训练，可以克服朝鲜落后于日本的现状。抱着在体育方面很快就可以追赶上日本的自尊心以及目标，他们对奥林匹克以及世界性的竞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通过往海外派遣视察团、参加竞技、邀请在海外活动的朝鲜人或外国人体育团，不停地去比较朝鲜人与世界人民的体育记录。通过种种比较，他们认为：我们民族的身体不比别人低劣，怎么能总是落后于别人？！并且强调要“在体育上找到我们的活路”。

　　他们在体育上追求的竞争，比起竞技成绩，其实更着重于运动精神、运动道德。他们强调的运动道德无关胜负，而是品行、人格、信用、名誉、堂堂正正的态度、秩序、规则等等。他们之所以强调运动的道德，原因有二：第一，他们认为今日的时代竞争在于民族竞争，而民族竞争的重点不在于“武器”、“精艺”等的胜负，而在于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人在道德上、精神上有着多么优秀的人格；第二，由于沦落为殖民地，韩国再也不能自主地建设近代国家，但是朝鲜人社会依然存在，他们认为向民众灌输规律与规则、服从、团结等价值观有利于把这个社会里的民众联合起来。他们通过强调道德品质等软实力去展示优秀的朝鲜民族这一点，反映了现实中殖民地民众在硬实力上的无奈，同时也显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恢复国权振兴民族做出的努力。